證券時報網
張一帆
2025-03-17 14:31
近日，“蘇州‘局長小哥’送外賣兩周寫下4000字配送日記”一事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該“局長小哥” 張亥秋在體驗結束之際感慨：“只有實實在在解決騎手的問題，將騎手的社會保障納入企業發展，他們的送貨之路才能更踏實。”
隨著平臺經濟的蓬勃發展，我國靈活就業群體超2億人。但由于靈活就業人員與平臺之間不存在傳統勞動關系，如何為這一群體建立起切實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已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重要民生問題。
此前在2025年3月9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介紹今年重點工作時強調，完善重點群體的社會保障政策。其中指出，擴大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將通過完善費率等政策，從擴容省份、新增企業、拓寬行業等方面穩妥有序擴大試點范圍。準備將試點省份由7個增加到17個，并逐步推動在全國實施。
“能夠更精準解決這類就業人群的痛點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社會法研究所所長婁宇告訴界面新聞，大部分靈活就業人群，尤其是外賣騎手，對長期險種（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含生育保險）、失業保險 ）的需求并不高，他們更加關注在工作中突發的病、殘、亡風險。
職業傷害保障成群體關注焦點
圖片來源：界面圖庫
靈活就業群體面臨的工傷和失業風險明顯高于常規就業。相較于為其納入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他們更加關注職業傷害保障是否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工傷認定的關鍵在于勞動關系的確認。然而，對于靈活就業者，尤其是外賣騎手而言，他們與平臺之間往往缺乏傳統意義上的勞動關系。正因如此，勞動關系認定的復雜性無疑會影響新業態從業者正常享受相應的職業傷害保障。
在今年的2月份，多個外賣平臺宣布為專職騎手以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不過，婁宇表示，企業用工模式、勞動法律關系及社會保險處于復雜的關系之中，建立正規勞動關系和參加職工社會保險究竟是不是企業最佳的用工模式和勞動者最佳的就業選擇，不能一概而論，要全面認識和客觀評價。
“大部分靈活就業人員處于青壯年階段，對養老、醫療、護理的需求不強，如果不強制參保，都傾向于不參保，或者參保繳費較低的居民保險。”婁宇說。
以外賣騎手這一群體為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公布的一項調研結果顯示，外賣騎手年齡分布主要在21—30歲，老年和疾病帶來的風險不高，自愿參保高繳費和高待遇職工保險的比例很低。
參保意愿因人而異。上海勞動和社會保障學會青年學者委員副主任李干向界面新聞表示，對于大部分流動性較強、只是短時間在一線城市以靈活就業的方式謀生，特別是并未將養老、子女教育等長遠規劃寄托于工作地的外來靈活就業人員而言，如果完全基于自愿原則，這部分人群在工作地參加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的意愿不強。因為他們清楚，自己未來是否享受繳費帶來的長期收益是不確定的。
不過，這類群體對自己本身可能面臨的職業傷害風險認知清晰，并希望能夠得到保障。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教授田思路以閩南地區外賣騎手為研究對象，發表了一篇名為《平臺從業者職業傷害保障的困境與模式選擇：以外賣騎手為例》文章。該篇文章指出，96.21%的騎手認為自己面臨的職業傷害風險比較大或非常大。
談及新業態從業人員職業傷害風險，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黃子昭在文章《新業態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問題研究——以美團外賣騎手為例》中指出，外賣騎手看似彈性的工作時間，實則工作過程緊迫，嚴苛的勞動條件易誘發“職業病”。尤其對于專職騎手而言，專職騎手無法隨意拒絕系統的派單，極端天氣下依然要在路上來回奔波，患上關節病的風險也隨之增加。此外，超時的高昂代價往往會使騎手鋌而走險做出交通違章行為，構成交通風險，導致交通事故頻發。
外賣員張強此前在北京跑單過兩年，因結婚生子回到了河北邢臺老家，目前仍在做外賣員這一職業。他告訴界面新聞，在北京跑單的兩年里，每日平均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甚至常有超過10小時的情況。“工作時間長、強度大是常有的事情，有時候會著急地飯都顧不上吃。另外，大家為了多跑單或者抓緊在規定時間內送達，同行騎手不遵守交通規則的現象也較為普遍。”
“新業態的就業場景、環境多涉及道路交通安全，從業者對職業傷害保障的需求較為迫切。并且，現實矛盾與訴求多集中于送餐過程、駕駛過程的事故傷害。”李干表示，由于他們缺乏穩定的勞動關系，無法像傳統職工一樣享受工傷保險的保障。一旦發生職業傷害，能否獲償以及獲償金額往往取決于是否購買商業保險。
目前，多數外賣平臺主要通過購買意外傷害險來解決外賣騎手的職業傷害保障問題。“意外險屬于商業保險，保費低廉，且不需要進行工傷認定，但是保險待遇相對較差，無法為勞動者提供足夠的保障。”婁宇說。
試點模式遺留問題待解
針對上述現狀，2021年7月，人社部等部門發布了《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著重強調了對職業傷害保障的加強，明確指出要以出行服務、外賣配送、即時物流、同城貨運等領域的平臺企業為重點，組織開展平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
自2022年7月1日起，新職傷試點在北京、上海、江蘇、廣東、海南、重慶、四川7個省市的出行、外賣、即時配送、同城貨運4個行業開展，涵蓋了曹操出行、美團、餓了么、達達、閃送、貨拉拉、快狗打車7家平臺企業。據人社部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1月末，7個試點省市累計參保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886萬人。
與傳統工傷保險不同，職業傷害保障由平臺企業直接繳費，采取按單計費、按月訂單量申報繳費方式，既不以存在勞動關系為前提，也不以工資總額為繳費基數。
趙二保從2016年來到了北京，剛開始在做外賣員工作，現在是一名騎手安置官，主要負責專送騎手的安置工作。他所在的公司承包了10個站點，覆蓋朝陽、海淀、東城、通州等區域。
趙二保告訴界面新聞，騎手如果在送外賣途中不幸發生人身意外，主要是有意外險和新職業傷害險兩類保險進行保障。
“意外險主要是保一天的，眾包騎手一天扣3塊錢左右，專送騎手每天扣6-7元。職業傷害險主要是騎手每開始一單就會扣相應的保險，但具體扣多少我們也不清楚。”趙二保認為，意外險不包括工傷賠償，只是賠付醫藥費，對于騎手的保障不到位。新職業保障是意外險的補充，兩種保險互相保障騎手安全。
“有的騎手可能安全意識強一些，對于保險的成本不太計較。但有的騎手覺得上保險沒有太大意義。”趙二保說。
關于職業傷害險，試點省份基本上有兩種模式。李干介紹，一種方案是通過修改工傷保險條例，將靈活就業者納入工傷保險的保障范圍。另一種則采用替代方案即通過強制性商業險的方式來為靈活就業者提供職業傷害保障。
此外，界面新聞也注意到，某些試點省份比如廣東省、浙江省以及江蘇省南通市也試驗性“跳脫”了以往工傷保險與勞動關系的固定搭配，即采取單工傷保險模式。
以浙江省為例，2021年9月，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社保中心結算了一名大齡勞動者工傷保險待遇。李某祥是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某電子有限公司的大齡勞動者，其在2021年5月參加了單獨工傷保險。同年8月，他在工作時不慎發生工傷事故，導致右手被壓傷。經北侖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認定，李某祥的傷情屬于工傷。在醫療期結束后，他獲得了醫療費、一次性傷殘補助金等共計4.88萬元的工傷保險待遇。
不過，田思路認為，試點在職業傷害認定與待遇給付方面仍遺留以下問題：如職業傷害認定完全排除疾病因素是否合理，如何化解繳費與待遇支付環節水平差為基金可持續性帶來的風險，以及如何解決平臺企業為短期從業者支付生活保障費用的公平性與實現職業傷害保障全面性的矛盾，這也是留給下一輪試點的主要難題。
推行強制性商業保險或更穩妥？
李干以上海為例指出，該市已針對新業態推出了強制性的職業傷害保險，由平臺承擔成本，為靈活就業者提供有效的保障。這一方案繞開了勞動關系認定的瓶頸，為靈活就業者提供了更加靈活和便捷的保障方式。
“目前，上海試點新業態職業傷害保險僅指定兩家保險公司作為承辦機構，待時機成熟，建議開放承保公司，讓保險公司在雙向選擇下充分競爭，有助于優化保險方案。”李干說。
“鑒于新業態從業者對職業傷害保障的需求較為迫切，且新業態的就業環境常與公共道路、公共交通安全密切相關，因此，新業態職業傷害保險應以強制為原則。”李干進一步解釋，在作為上位法的《工傷保險條例》尚未修改工傷認定以存在勞動關系為前提的條件下，從法治精神出發，以強制性商業保險作為替代性方案從而為新業態提供職業傷害保障，可能是更妥當的方案。
“當然，強制性商業保險的費率調整、給付內容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鑒工傷保險，具體規則需在實踐和摸索中逐步完善。”李干說。
田思路也建議，職業傷害保險制度應以強制參保為原則，并將保障對象界定為通過平臺注冊并接單的所有新業態從業者，不以戶籍、年齡、就業年限、平均工時等條件限制。平臺也可通過購買雇主責任險、第三者責任險等商業保險轉移風險，騎手則可根據需求補充個人保險。
此外，田思路還建議人社部門可借助互聯網技術，打造全國性平臺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信息平臺，歸集參保登記、保費征收等基礎數據，便于從業者查詢參保情況，經辦機構掌握人員變動及傷害發生率，及時調整繳費。
“行業性工會則需要加強事前預防。工會可提供溝通渠道，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協商，參與職業傷害認定，與平臺協商繳費。另外，頭部企業應積極參與協商，發揮示范作用。可借助網絡技術推行網上入會，簡化流程，形成整體性利益共識，強化從業者保險與維權意識。”田思路說。
